包括單的鴨紋和以鴨主體的組合紋飾。鴨紋多配以荷蓮或蘆葦，更奇者與雄鷹相配。宋代受中國花鳥畫題材影響，瓷器上的鴨紋為豐富，定窯、景德鎮(zhèn)窯、耀州窯、磁州窯多以此為裝飾題材，畫面上多是兩只或四只鴨成雙成對，周圍蓮草相問。尤以老鷹逐鴨為精彩，黑鷹從天飛撲而下，一鴨倉皇逃竄，一鴨急鉆入水，尚露腚尾，水花四濺，蘆葦搖曳，畫面真切動人。
北宋 耀州窯青瓷刻波鴨紋六棱碗

廣義上包含以蝴蝶為主配以其他內(nèi)容的紋飾，狹義上僅指立的蝴蝶紋。受宋代花鳥畫成熟的影響，瓷器裝飾中花鳥蟲魚題材大增，蝴蝶紋開始盛行。宋瓷上蝴蝶紋多取蝴蝶對飛紋樣作圓形構(gòu)圖。典型器物有明成化斗彩團蝶紋罐、萬歷五彩花鳥花蝶紋蒜頭瓶等。雍正以后瓷器上還盛行一種瓜蝶紋，即以瓜蔓與蝶紋相配，諧音“瓜瓞”，習稱“瓜瓞綿綿”，寓意子孫萬代連綿不絕，乾隆粉彩瓜蝶紋瓶即為代表之作。

這種釉光，潤而不燥，光從內(nèi)發(fā)，釉面光澤蘊潤如玉，與新瓷上耀眼的浮光不同。即使是新出土的老窯，其釉內(nèi)略變土色，而釉表仍是光潔瑩潤的，與偽作的土銹水沖即凈不同。這種釉光，亮而不火，是一種帶有深度感的亮反光，決不像新瓷那樣僅止于器表很亮的“火光”，沒有深入釉層的折射光，即行里人所謂的“賊光”。
就算是出窯后歷經(jīng)數(shù)都未開過封的“庫貨”，雖光澤燦爛如新，但釉面還是有一層深厚如玉的潤光，斷無刺目之感。這種釉光，用手撫摸，潤滑不澀，新瓷則總有澀手和毛刺的感覺，摸起來有輕微的“沙沙”聲，感到有灰塵一樣。
釉光是瓷器“質(zhì)”的表現(xiàn)?，F(xiàn)代的作偽者，無論采取高壓蒸煮或用漿砣、布輪磨擦去光，或用氫氟酸涂蝕釉面再用煙塵染舊等等，都是僅可改變其“形”而難變其質(zhì)，無法做到真正的以假亂真。這些偽制措施，在實施抽時，即留下了諸如釉面缺乏層次、干澀呆板、手感生澀，在放大鏡下可見酸咬微孔或規(guī)則劃痕等等鑒別證據(jù)。

通過觀察彩釉的析出層（色彩淺淡的紋飾周圍釉彩析出層很少，肉眼難以觀測得到，但用濕手一抹，在薄薄的清水層上立即便浮現(xiàn)出來。新瓷沒有這種特點），以及眼觀手摸細辨釉光，從而不至于買假上當。正是由于這種鑒識釉光的“門秘術(shù)”，才使得自己在各式“高仿”之前捂住了腰包，免遭無謂的損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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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瀏
陳瀏,字亮白,號寂園叟,江蘇江浦人,生卒年不詳。清朝末年,陳瀏曾在北京居住了20余年,每日與友人往來唱和,鑒賞古董。該書即是他將日常所見瓷器及個人鑒賞瓷器的心得結(jié)合當時商業(yè)方面的霈求與價值所作的筆記,尚未歸納整理;但對于瓷器的形制、釉色、款識、顏色等方面的描述及鑒別頰有見地,對于今天研究某些品類的瓷器及對外貿(mào)易的歷史也有一定的參考意義。

《增補古今瓷器源流考》
邵蟄民原撰,余啟昌增補，民國二十七年(1939年)鉛印本。邵蟄民（生卒年不詳），北京人，好金石之學,該書乃根據(jù)其歷年親眼所見撰寫而成。全書分為總論、時代、出處、色澤、器式、款識、繪畫、賞鑒、雜記、附識,共十部分，對瓷器的發(fā)展變化、形制特征等詳加評論,引證博賅，文筆簡練。該書增補者余啟昌,字戟門，浙江紹興人，光緒八年(1882年)生,卒年不詳。佘氏于宣統(tǒng)三年(1911年)畢業(yè)于日本東京大學,歸國后在北洋中供職，1928年后棄官從文,曾在北平大學及北京大學任教。民國初年,余啟昌在友人的啟發(fā)下開始研究瓷器,此后又經(jīng)歷了承德、沈陽兩處文物移存北京及故宮文物清點工作。迨至抗戰(zhàn)前夕的古物南遷，余遂立志撰述。1938年夏,得到邵蟄民的《古今,器源流考》，利用半年左右的時間為之增補重新編輯,于當年冬天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