景泰五年（1451）有減饒州歲造瓷器三分之一的記載；天順元年（1457）曾派中官赴景德鎮(zhèn)督燒瓷器，則三朝之中不論官、民窯均有燒造。這三朝的傳世青花器物除被稱為「云堂手」的人物圖器皿外，另有一類以麒麟、孔雀等瑞獸珍禽為主紋的梅瓶、大罐。耿寶昌先生曾指出：「這些器物的風貌與其時畫壇高手林良、戴進的畫風一致，聯(lián)系到有關文獻記載，筆者認為，這一批青花器，就是繼宣德晚期以來的定制，由同一代工匠繪制造就，用于賞賜諸藩王的御窯器」，見1993年出版《明清瓷器鑒定》，74頁。
? ? ? ? 此類單以麒麟入畫的十五世紀青花梅瓶極為少見，前文提到一件遼寧省博物館收藏的麒麟、雜寶云紋梅瓶，見前揭書，74頁。
? ? ? ? 亦可比一件十五世紀青花孔雀麒麟紋大罐，載于東京1976年出版《世界陶瓷全集》

瓷器出窯久了，經(jīng)過多年的老化，其表面的釉面光澤、釉層質(zhì)感就會和剛出窯時有所不同，這就是所謂的歲月痕跡。這種痕跡，是通過釉內(nèi)和釉表面的物質(zhì)分子析出而形成的反射光、折射光變異，以及歷年以來摩挲使用而形成的皮殼包漿等各種因素組成形成的，行里稱之為“釉光”。

這種釉光，潤而不燥，光從內(nèi)發(fā)，釉面光澤蘊潤如玉，與新瓷上耀眼的浮光不同。即使是新出土的老窯，其釉內(nèi)略變土色，而釉表仍是光潔瑩潤的，與偽作的土銹水沖即凈不同。這種釉光，亮而不火，是一種帶有深度感的亮反光，決不像新瓷那樣僅止于器表很亮的“火光”，沒有深入釉層的折射光，即行里人所謂的“賊光”。
就算是出窯后歷經(jīng)數(shù)都未開過封的“庫貨”，雖光澤燦爛如新，但釉面還是有一層深厚如玉的潤光，斷無刺目之感。這種釉光，用手撫摸，潤滑不澀，新瓷則總有澀手和毛刺的感覺，摸起來有輕微的“沙沙”聲，感到有灰塵一樣。
釉光是瓷器“質(zhì)”的表現(xiàn)。現(xiàn)代的作偽者，無論采取高壓蒸煮或用漿砣、布輪磨擦去光，或用氫氟酸涂蝕釉面再用煙塵染舊等等，都是僅可改變其“形”而難變其質(zhì)，無法做到真正的以假亂真。這些偽制措施，在實施抽時，即留下了諸如釉面缺乏層次、干澀呆板、手感生澀，在放大鏡下可見酸咬微孔或規(guī)則劃痕等等鑒別證據(jù)。

只要學會鑒識釉光，就算在未完全掌握器物斷代的知識的情況下，也可準確判定是新瓷還是舊瓷，該出手時就出手，在市場上留住手邊的好瓷。近來，由于民國粉彩瓷器身價急升，成為市場俏貨，一些人已開始大量仿制民國，甚至連大路貨的桃花病態(tài)人嫁妝瓶都在仿制之列。盡管民國瓷器燒制年代并不久遠，但器物表面亦有釉光存在。這些出現(xiàn)于市的仿品，器形、紋飾、釉形、釉色無一不肖，稍有疏忽即致“中招”。

陳瀏
陳瀏,字亮白,號寂園叟,江蘇江浦人,生卒年不詳。清朝末年,陳瀏曾在北京居住了20余年,每日與友人往來唱和,鑒賞古董。該書即是他將日常所見瓷器及個人鑒賞瓷器的心得結(jié)合當時商業(yè)方面的霈求與價值所作的筆記,尚未歸納整理;但對于瓷器的形制、釉色、款識、顏色等方面的描述及鑒別頰有見地,對于今天研究某些品類的瓷器及對外貿(mào)易的歷史也有一定的參考意義。

《增補古今瓷器源流考》
邵蟄民原撰,余啟昌增補，民國二十七年(1939年)鉛印本。邵蟄民（生卒年不詳），北京人，好金石之學,該書乃根據(jù)其歷年親眼所見撰寫而成。全書分為總論、時代、出處、色澤、器式、款識、繪畫、賞鑒、雜記、附識,共十部分，對瓷器的發(fā)展變化、形制特征等詳加評論,引證博賅，文筆簡練。該書增補者余啟昌,字戟門，浙江紹興人，光緒八年(1882年)生,卒年不詳。佘氏于宣統(tǒng)三年(1911年)畢業(yè)于日本東京大學,歸國后在北洋中供職，1928年后棄官從文,曾在北平大學及北京大學任教。民國初年,余啟昌在友人的啟發(fā)下開始研究瓷器,此后又經(jīng)歷了承德、沈陽兩處文物移存北京及故宮文物清點工作。迨至抗戰(zhàn)前夕的古物南遷，余遂立志撰述。1938年夏,得到邵蟄民的《古今,器源流考》，利用半年左右的時間為之增補重新編輯,于當年冬天行。